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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得到明确指令，大连日本警察署的中国籍的大小警察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，腿肚子转筋。每天一上班，那些小头头们第一句话就是问：“抓没抓到从苏联回来的反日分子？”跑腿的警察第一反应就是：“头，是不是日本人的情报弄错了，害得弟兄们天天起早贪黑地拼命，反日分子的影子都没看到！累得要死！”小头头第一眼瞅了瞅四周，再一下堵住了说话的警察的嘴，第三下啪啪啪地扇了他几个耳光：“不要命了你！想死离我远点！咱弟兄在日本人手底下混碗饭吃那么容易吗？三孙子都赶不上。再说啦！这是日本关东军的情报来源，`就是扑了个空，你小子也得忍着，妈的快去！”说罢一脚把他踹出去。
望了望手底下跑得屁颠屁颠的人，小头头心里也是满肚子怨气：“这帮反日分子，在哪藏猫猫？真不给面子，死哪去了？”
在上海的一家纺织厂里，有俩个我们曾经熟悉的身影—小高和兰子在熟练地忙碌着，工头也是对他们非常满意，不时地给予嘉奖，鼓励他们好好干，工钱方面不会亏待的。
晚上，在闸北一间破旧的房间里，几个人不时地召开秘密会议。这时我们的主人公为什么会出现在上海呢？
早在海参崴上船的时候，除了小高和兰子等人，还有去往上海的我党组织负责人，在上船前的几分钟，突然间被一个人递了一张纸条，兰子装作上厕所，打开一看，内容只有一个：“转道上海，等待时机。”心里顿时慌得怦怦直跳。稳了稳神，她撕碎了纸条，扔进厕所里，接着她用暗语告诉大家这个消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