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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月底，洛阳战场尚未落幕时，等在关中的唐王愈发不安分起来。尤其看着李孝恭、马元规一路南下，竟是一直卡在了冠军城寸步难行，他更是极为不满。
于是，唐王遣太常卿郑元璹将兵出商洛，徇南阳，准备驰援李孝恭。
这时，汉中的屯田已是如火如荼，几处阴谋作乱的地方豪族尽皆被罗士信带兵马踏平了家宅，斩杀而得的首级此时已挂满了南郑城头。
汉中诸郡一时肃穆，田亩清丈进行的比预想之中还要快捷、顺利。
此时的蜀中，第一版“蜀钞”已刊印完成。益州道大行台以储备的粮食、铜钱及金银为基准，允民众持钞等额兑换，随后先行在成都、绵竹等地发行。
从李昭的本意来说，他是不希望纸币挂上本位金的，这不利于他后面多发纸币，促进经济。
可对于这新兴事物而言，想要取信于百姓、商贾，总要有个过程。
在早期的试行阶段，他需要用政府储备作为信用。也是没办法的事。
即便如此，敢于尝试新鲜事物的百姓、商贾也并不多见。仍需要行台尚书省加大力度推广宣传。
但此时，李昭已没那份功夫。
在解决了纸币之后，他将这件事全权交给了武士彟、马周等人，自己则拉着高表仁等文士开始修订律法。
对他来说，这才是他所擅长的本职工作，也是极为重要的治理方略。
益州、汉中的乱象还将持续一阵子，这是他有意为之。若不混乱，他根本无法借机打击、清理在两地盘根错节的地方豪族，更无法收拢土地、人口这两项最关键的资源力量。
可混乱不可能一直存续，打开局面后不论进展如何，他都必须要立刻转舵，让两地民生、吏治走向正轨。
在益州道、汉中道颁行新法，便是极为重要的一环。
李昭是标准的法学院毕业，大陆法系的拥趸，他可不会在此时搞什么陪审团、衡平法，更不会去搞什么证据至上、程序正义。
步子迈得太大，容易扯到蛋。
李昭先以开皇律为蓝本，拉着高表仁、辛家兄弟，蜀中大儒一道为开皇律做注释，起名为“疏议”。
在此时中华法系的进展过程中，“隋律疏议”的出现顺理成章且集大成的一步。而且，关键在于以此来治理地方，也不会惹得朝廷非议，李渊也说出什么话来。
反正只是注释而已，又非私自定法，并未僭越。
不过，李昭在做“隋律疏议”的同时，也加了个自己的私活进去。他要在这个时候就扭转中华法系的体例结构，改变诸法合体、民刑不分的法治传统。
李昭在开皇律之外，重又列了一道并行本，摘录其中关于物权、债权、亲属、继承等几部内容，开始编纂民法典，他起名时自然因时制宜，唤作“民律”。
蜀中积蓄不及关中，可益州道的行商之事却是自古便有。早在张骞助汉武南略前，便已有先民通过茶马古道将蜀锦卖到印度乃至中亚。
在暂时无法凿空西域的情况下，李昭打算先与爨氏等西南势力通商，一定程度上也算是打开了国际市场。同时与关中互通有无，将蜀地经济盘活起来。
蜀锦自诸葛武侯改良后，经历数百年沧桑，至今仍是这巴蜀大地的拳头产品。
李昭将这个“国企”组建的工作安排给了妻子李慧芸，并抽调了妹妹李雪琪襄助，令她俩组织筹建“蜀锦府”安排益州道的各地妇女进行蜀锦生产，并以政府名义统一收购、采销。
至少在李唐控制的区域下，蜀锦这种奢侈品肯定会成为硬通货，足以给益州道的百姓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收成。若是再打开西南市场，蜀锦会持续带来可观的收益。
李昭并未似前代一般强征租庸调，或以蜀锦代替税赋，也并未轻易动摇现今的税制。若是想动，他至少要待纸钞发行铺开，等到诸多百姓商贾认可之后再动手，那时他计划是改租庸调为两税法。
循序渐进，不能一蹴而就。
一条鞭法、摊丁入亩确实是历史上的好政策，可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候强行推广，只能贻害无穷。
李昭在只争朝夕的做着改革，但他始终绷紧了一根弦，始终告诫自己不要想当然，不要随意跨越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。
否则，未来那些本不该死的累累冤魂自会缠上，让魂牵梦绕、让他的良心再也难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