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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下盘龙寨后，吴世璠照样当了个甩手掌柜，他就轻松了，可刘畅就忙得焦头烂额了。
明明是武将出身，可这边刚脱下盔甲，还得顺道兼职一下文书工作。
硬生生地从武官变成文官，这让吴世璠意识到一个问题——吴藩麾下的文人太少了。
若是往大了说，则是满清定鼎中原后，肯给汉藩王们真心卖命的文人就越来越少了。
从满清入关后，汉臣范文程就上奏清廷，应抓紧科举考试，以此笼络汉人士子。
他给顺治奏折写道：“治天下在得民心。士为秀民，士心得，则民心得矣。请再行乡、会试，广其登进。”
奏折中说明了除了要承认前明的士绅们的功名，以减少汉人的抵抗外，还需要选拔“我大清”自己的人才。
当时的清廷摄政王多尔滚批准了他的提议，从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开始，清朝正式开始实行科举考试。
满清在征服战争之始，即匆忙开科取士。
其政治用心，昭然若揭。
如时人所云：“开科取士，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，而从逆之念自息。”
三藩之变时期，南方三大汉藩王吴三桂、耿精忠、郑经占领区内的文官们，几乎没有为他们真心卖命的。
要么就是弃城逃跑，如泉州南安县令刘佑。
彼时，南安乡绅以承畴、成功二家的事迹向刘佑请示南安县志要怎么写这两人。
在大清统治下的县令刘佑，在当时铺天盖地“贬郑”的舆论下，少见地表达了对“海贼”的认可，曰“洪不可太褒、郑亦不可太贬”。
后来耿精忠反清，刘佑逃匿山谷。
郑经西征入泉后，闻刘佑之事，致人聘请，刘佑也不愿出山仕郑。
连刘佑这样较为正直、对郑家有好感的文官都不愿意仕汉藩。
可见当时文人们，对几个汉藩王都是抱着极度的无信心，不认为他们几人能“造反”成功。
逃跑还算好的，有的文官在明明已经投靠了汉王的情况下，还背刺汉军。
如时任普宁令兼惠来令的段藻，在尚之信大军攻打普宁县时，忽悠已经举起反清的刘进忠部将刘斌，放弃县治洪阳城，出城与尚之信野战，待刘斌出城后则关闭城门，致使刘斌战败。
不仅背刺，甚至还出现了大批为“大清”效死的文臣，其中最出名的，就是人称“朱白地”的朱国治，以及“身在曹营心在汉（清）”的傅弘烈。
傅弘烈原本是明臣，后来投到王国栋麾下，当了韶州同治，也从此当了忠于大清的忠臣。
在当庆阳知府时，他就发觉吴三桂有谋逆之心，于是直谏朝廷。
康熙七年，被清廷革职。
康熙九年，被赦免后，以罪人身份发配梧州。
随后，吴三桂反清，广西降吴。
被吴军所救的傅弘烈也假装降吴，在暗中却劝说广西将军孙延龄反正。
并且暗中散尽家资，招募西南苗兵及安南兵卒，建军反吴。
在平乐之战中，傅弘烈和莽依图合兵，结果被莽依图坑了，致使平乐失利。
莽依图把责任推卸给傅弘烈，傅弘烈上书康熙跟莽依图吵架。
后来，马雄死，马承荫继位。
傅弘烈诱导马承荫投降，马承荫暗中答应，把消息告诉给周军的广西统帅吴世琮，傅弘烈被诱捕，送至贵阳。
吴世璠欲招降，傅弘烈破口大骂，绝粒而死……
这就是当时南方汉藩王们的实际情况，文官心向大清，不愿降“贼”。
而吴藩麾下的文官，基本都是收编满清在云贵的官绅，基本没有自己的文人基础盘。
乃至在吴三桂死后，吴世璠新君继位，召集各地文武大臣回朝议事，也只有来度应诏觐见新皇，其余文官纷纷借口事务繁忙。
“嗯……不行啊，得想办法把这些文人拉下水。”
吴世璠心里暗中计较，不能跟文人讲规矩、讲道理，更不能奢望“以德服人”。
德？
德个屁！！
做皇帝还用讲道德？！
前朝的烈皇帝，但凡能缺德一点，把那些文官、勋贵抓起来过一遍铁刷，别说弄个7000万了，只需要弄出个700万，大明军队立刻就能满血复活。
什么闯贼、流寇、东虏，根本不在话下。
看着身边有些被冷落的胡国柄，吴世璠问道。
“老胡啊，这支贼军我没给你安排职位，你不怪我吧？”
此时身旁无其他人，胡国柄才敢大胆地唤吴世璠为‘少爷’：
“奴才不敢！奴才是主子的奴才，少爷您怎么吩咐，奴才就怎么做！”
吴世璠满意地点点头。
“你是我的人，我肯定要把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你。”
随后就告诉胡国柄，王家山庄里那支良家子组成的“护军”，才是他最看重的，并且说明了要区别两支军队的原因。
山贼组成的队伍，里面的人平时都是油滑、投机之辈，地位极其低下，有些难民，甚至宁死都不愿意当山贼。
靠这群地位低下的“贱民”去打仗，往往只能打顺风战，再好点就是靠着一股狠劲，猛攻猛打，全凭一股气。
一旦遭遇硬茬，或者是遭遇纪律严明的敌人，就会心生怯意，迟缓不前。
甚至为了利益，做出杀良冒功、劫掠百姓的暴行。
这种军队，还能指望他们？
至于为什么现在需要他们，因为在短时间内有战斗力的，只有他们。
也就是说，山贼军其实就是一个过渡，为“良家子军”成军，争取时间。